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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荒斋

一畔美丽的湖湾,一幢孤寂的荒寓,一个静心的老头......

 
 
 

日志

 
 

诗的澄明与思的深邃:读《诗与思——郁达夫研究》(2)  

2017-09-03 22:03: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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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悲与悲壮:郁达夫“生同小草思酬国,志切狂夫敢忆家”的精神品质

 

读书其实是读作者及其对象并在书中寻找自己,从而在阅读过程中自己创造自己、鉴赏自己,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作为心理过程,阅读活动需要有人们对对象的感受;作为认识过程,阅读活动需要有人们对对象的理解;作为思维过程,阅读活动需要有人们对对象的评判;作为生命过程,阅读活动需要有人们对对象的体验。因此,笔者始终认为,阅读本身可以上升为一种生命活动,是人的生命的升华。于是,通过阅读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基础——知识背景、生活积累、专业要求……以发现我们的人生不足并随时准备去丰富;通过触动我们所具的情感活动——爱、恨、情、愁……以发现我们的情感归依并随时准备去坚守;通过鉴别我们的理性导向——功利、道德、政治、经济、文化、审美……以发现我们的个体诉求并随时准备去奋斗;通过分析我们的思维形式——感受、体验、联想、分析、判断……以发现我们的认知路径并随时准备去升华……这样的阅读,我们就会得到一种丰富知识的充实快乐、体验文化的厚义深情、陶冶情操的心灵愉悦、凝炼生命的深度升华……因此,阅读特别要求我们运用自己的“真情”、“灵心”、“慧性”、“意志”,去感受与体悟对象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象外之境”;要透过作品中那五彩纷呈的种种现象,去“领会”隐于其中之“真意”——作品的精神,透过“有形”去达于“无形”。其功夫正在于“此中有真意,看谁领会得来”。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阅读和鉴赏你的对象——作品,你就得谋求充当作品中的主人——赞成者或反对者或中立者。因此,人人都应是阅读活动的主人。在各项阅读活动中,我们吸取正向价值,在思想上得到启迪和熏陶,在精神上受到感染和震撼在意识上得到净化和升华……从而使人的心灵超拔到任何时空,与人类社会相和谐、与天地万物相沟通、与自然生命相融合。因此,因此,在阅读中可以从心灵上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社会和谐”的圣境,从而也使我们成为自己文化生命的主人。蒋成德先生读郁达夫的作品时实现了上述目标,我们在阅读《诗与思——郁达夫研究》时,也有了这种体验。因为我们在阅读《诗与思——郁达夫研究》时,我们知道该做何种主人——在当代做民族振兴的主人、做“中国梦”的主人,做真学术的主人。你看:

——郁达夫1896年“悲剧的出生”后,到了13岁的那一年,“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等的概念,到这时候,才隐约地在我脑里生了一点儿根。”[1]当他读《庚子拳匪始末记》、《普天忠愤集》等书后,已谋求“去冲锋陷阵,参加战斗,为众舍身,为国效力”[2]。到19187月已认识到“日本若出兵,则……我国之亡不出数年后矣!亡中国者中国人也。余一人虽欲救国,亦安可得乎?”[3]1921年的《杂感八首》其七则更是情感真挚地强调“国亡何处堪埋骨,痛哭西台吊谢翱”。而当他创作《沉沦》时,自己并不沉“沉沦”,因为“我的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4]原因在于国难之时,他有一种对侵略者的恨,“山东半岛又为日人窃去,故国日削,予复何颜再生于斯世!今与日人约:二十年必须还我河山。否则,予将哭诉秦庭求报复也。”[5]以至于“日本是我所最厌恶的土地”[6]。当他从1922年留学回国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最强烈的呼唤即是“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为此他要“为国家而奋斗”[7]。他批判封建军阀、批判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批判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积极投身抗日运动、积极进行抗战宣传等,并坚信“最后胜利,必然地是我们的”[8]。即使在流亡中也抱定了必死的效国决心:“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黎庭再誓师。”(1942年,《乱离杂诗》之十一)“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1942年,《乱离杂诗》之十二)这样的志士,我辈若不以之为楷模,情何以堪?所以,《诗与思——郁达夫研究》中说郁达夫是“为国家而奋斗”的“伟大的殉国者”。

——郁达夫自走入社会以后,就是一个勤奋思考的思想家,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悲壮时代,他强调“文艺假使过于独善,不与大众及现实政治发生关系的时候,则象牙之塔终于会变成古墓”[9],他甚至为此强调战事为题材作强有力的宣传文学,所谓‘差不多’的现象当然是不能避免,并且也不必避免”[10];而对于日本侵略者也谋求从“从兽性中发掘人性”,因为“人性里带有兽性,同兽性里带有人性一样。敌人的残暴恶毒,虽是一般的现象,但兽尚且有时会表露人性,人终也有时会表现本性的无疑”[11];他之做文艺作品,是因为“文艺作品,是一个全人格的具体化”[12],是因为“文人的可贵,是贵在他有坚实的节操,和卓越的见识”[13];他回忆鲁迅等是希望“能把暴日各军阀以及汉奸们的头颅,全部割来,摆在先生的坟前,作一次轰轰烈烈的民族的血祭”[14],为此除肯定郭沫若是“我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15]外,对茅盾、许地山、成仿吾等作家、诗人也给予赞扬,其中还包括对“美国的诗歌、德国的文学,法国小说家左拉、俄国作家契诃夫和批评家奢斯笃夫、葡萄牙民族诗人贾梅士、芬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弗兰斯·欧米尔·雪尔兰拜、美国文艺批评家保尔·爱耳玛·摩尔等”[16]的评介;他坚信文化是民族性与民族魂的结晶[17],所以即使流浪国外,也忘不了“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18],并“希望与祖国取联络,在星洲建树一文化站,作为抗战建国的一翼,奋向前进”[19];他坚信“民族不亡,文化也决不亡”,因为“中国民族的国民,有些坚强的决心以后,自然中华文化不会灭亡了;而文化不灭,也就是民族永生的铁证”[20],“民族不亡,文化也决不亡;文化不亡,民族也必然可以复兴的”[21],因而要重造新文化,其中“教育是创造新文化的冶炉”[22],“没有教育,便没有文化”[23],“民族复兴,就要靠民族能一代一代的有进步[24]为此,郁达夫以古人自况说:古人有抱祭器而入海,到海外来培养文化基础,做复国兴师的根底的。”[25]他批判战时的日本文化,针对日本文化的模仿性而说日本文化是“猴子文化”——“敌国的文化,本来就是模拟文化,或可以称作猴子文化。”[26]他指出日本文化的反动性——“日本的文化,文学,以及一切,在这20世纪的时代里是一种完全稀有的反动与后退的现象。”[27]他批判日本的文化侵略—“自从侵入中国以来,一味的是想摧毁我文化机关,文化种子,原也如拓碑的人,既拓得了全碑之后,想把原碑打破毁去的意思一样。”[28]正是基于以上思考,他要强了自己的文学责任——“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举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29],“我们虽则能力薄弱,然也想尽我们的至善,为社会谋一点福。”[30]……这些深刻的思想说明“郁达夫是时代造就的文化战士。他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对抗战文化的执著,对创造新文化的决心,既有深度又有力度;他于战时对日本文化的批判,既有魄力又有胆识。他的文化思想,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新贡献。”[31]自然,他是一个中国思想线上英勇战士。我们做人、做事、做学,自然也应以此为楷模而不怨。



[1]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4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页。

[2]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4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页。

[3] 于听、周艾文:《郁达夫诗词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4]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10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9页。

[5]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5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6]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3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7]郁达夫:《闲情日记》,《郁达夫文集》第9卷,广州花城、香港三联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8]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3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8页。

[9]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4卷,广州花城、香港三联出版社1983年版,第267页。

[10]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4卷,广州花城、香港三联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洪恩案:当时文学界曾有一个由沈从文发起的“反差不多”运动。

[11]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7卷,广州花城、香港三联出版社1983年版,第96页。

[12]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7卷,广州花城、香港三联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13]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4卷,广州花城、香港三联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

[14]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4卷,广州花城、香港三联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页。

[15]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4卷,广州花城、香港三联出版社1983年版,第386页。

[16]蒋成德:《诗与思——郁达夫研究》,中国文史出版2011年版,第31页。

[17]郁风编:《郁达夫海外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469页。

[18]郁风编:《郁达夫海外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32页。

[19]郁风编:《郁达夫海外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97页。

[20]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4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

[21]郁风编:《郁达夫海外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469页。

[22]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8卷,广州花城出版.1982年版,第263页。

[23]郁风编:《郁达夫海外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92页。

[24]郁风编:《郁达夫海外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35页。

[25]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4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

[26]郁风编:《郁达夫海外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3页。

[27]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455页。

[28]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4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

[29]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10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30]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10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8269页。

[31]蒋成德:《诗与思——郁达夫研究》,中国文史出版2011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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