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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荒斋

一畔美丽的湖湾,一幢孤寂的荒寓,一个静心的老头......

 
 
 

日志

 
 

与会《黔中道志》评审现场,学习彭水文人精神  

2017-06-25 14:28: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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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13日至15日,我有幸参加了《黔中道志》专家评审会。在会上,我以“回一次祖居地,学一种真精神,提一些实建议”为题作了发言,并参加了会议的全程。

“回一次祖居地”,是因彭水应是我的祖籍地之一,即我祖先属故宋萧叔大心发脉,传十六世而至汉丞相萧何,再经七世而传至萧望之,望出兰陵;后又衍派南兰陵,建齐、梁两朝,我们为梁房萧统公后裔;至宋朝,始迁祖公萧一菊再行由江西迁湘落籍邵阳,为萧何公第四十九世孙;菊公九子一女,本支为菊公五子汉公房后,于1723年迁移至彭邑,至今近300年矣;1904年,我支始迁祖萧喜德公再迁至湖北咸丰,至今又衍七世。故此,彭水即属我的祖居地,因而此次属再“回一次祖居地”之行。

“学一种真精神”,一方面是指彭水县委县政府多年以来一直重视文化建设,努力打造“黔中文化”、“蚩尤文化”品牌,着力打造“苗都”九黎城,着力培育《黔中文化》等文化阵地,并长期展开文化研究与开发,着实具有大智慧、大战略、大谋划的眼光与魄力,在整个武陵民族地区及至在整个中国都具有不可多见的坚韧,是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委和中国地方政府一心一意谋可持续发展的典范,而且现在已初显成效。另一方面是彭水有蔡盛炽老先生等一批人,持续钻研文化,探讨文化生产力的现实转化,的确有一种可感、可敬、可爱的文化精神。蔡盛炽老先生已是86岁的高龄老人,尚对文化研究与文化发展如此执着,比起那些见几于名利之“专家”、“学者”真的要崇高得多。老先生在20161024日的信中对我说:“我因年事已高(不久就吃86岁的饭了),时间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只好把志稿先寄给你,请你提出修改补充意见,很对不起,又给你添麻烦了。”这样的信、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我还能说什么?我有什么理由不做他所托之事?我有什么理由不学习这样的精神?我又有什么理由不以此自励呢?再一方面,彭水县委县政府为一个耄耋老人的著作召开专题研讨、评审会议,有这样爱敬人才、尊重知识、研发文化、促进发展的思想与工作境界,我有什么理由不认真对待与学习呢?真的,我这次坚决脱困于俗务,往来于鄂渝,本来就有一种精神追求。

“提一些实建议”,应该是本次会议的重点。蔡盛炽老先生的《黔中道志》,洋洋洒洒738页的打印稿(送审稿),80多万字,让我足足地读了一个多星期。通观全书,可以看出蔡盛炽老先生在其尽可能的范围内搜集资料,且多数资料属二次搜集(因第一次搜集的资料,在生活条件艰苦的环境中,被破门而入的小偷盗走,当作废品卖了,颇类谈迁先生的《国榷》[1]及金岳麟先生的《论道》[2]),资料不仅涉及黔中道境内的各民族——“第三章  民族”中交待了苗族、土家族等10个民族,并及于“黔州古族”,而且对各种考古学成果、现当代学者的多学科研究成果等多有考据,或引为证说,或列入附录,并就基层社会(第八章)、百姓生活(第九章)、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第十章)展开研究,而对于农业(第五章)、手工业(第六章)、商业交通(第七章)等则基本上按照现代产业次序的划分进行阐明,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在黔中文化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革命,堪称意义重大的文化工程。对于这样一部著作,对于这样一项工程,自然是应慎终如始地严谨对待的,于是即有了这样一次仅取十人与会的专家评审会。我在会上的发言,因当时并未成稿,只即席而论,可列为五点介绍如下:

(一)开创一种体例

目前谈修志,似乎有一种习惯认知——主体应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个人,有明确的存史资政育人的政治倾向,但《黔中道志》却是个人编著,显然不是现今的一般志书所能比照的;从内容上看,该书的内容既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各种老地方志,也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种新地方志,但又有部分相同或相似,因而显然不宜以官办方志的要求来论《黔中道志》。但是,既是一种“志”,就应有其“志”的合法性,于是我提议用“民族志”的方法来编纂地方志,开创一种新的地方志体例。民族志方法采用观察与参与观察、相处共话与访谈、系谱法、重要文化报道人、生命史、主位观点与客位观点、问题取向的民族志研究、长期研究等手段,差不多都可在蔡盛炽老先生的《黔中道志》中找到运用,如来自于对日常行为的直接观察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运用许多正式程度不同的访问方式进行访谈的资料,民族介绍中的系谱记号与象征,重要文化人物评论,生命史的追述,及至主位观点与客位观点相结合的研究策略,问题取向的资料蒐集与长期研究、团队研究等,因此,我希望主要在现有《黔中道志》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完善,与其说僵执于传统的地方志体例,不如说就运用民族志方法来编纂个人的地方志撰述,形成了一种新的体例范式,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家谱、方志、国史“三史”中的“志”,而是具有现代民族志方法的“志”。

(二)厘清一些界限

书名为《黔中道志》,即是“志”“黔中道”,这里即存在一系列的界限问题,至少有以下空间界限要清楚交待:

一是空间界限——“黔中道”的自然地理范围(山、水、林、田、路……)、行政地理范围(历史与现实的政区划分)、文化地理范围(文化的核心区、边缘区、辐射区),目前书中的交待并不十分清晰。比如,唐朝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分江南道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黔中道治黔州(今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领黔、辰、锦、施、巫、业、夷、播、思、费、南、溪、溱、珍、充等州。即今贵州大部,重庆、湖北、湖南各一小部。但是,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个“黔中道”,即民国二年(1913年)所设黔中道,驻贵阳,辖有丹江县、罗斛厅、绥阳县、紫江县等。因此,在地理界限上应讲清楚。

二是时间界限——前述的两个“黔中道”已经有了一个时间界限问题,这里的时间界限,是指其内容的发生时限问题,可具体表述为:“唐代黔中道范围内古往今来的事实、史实(设下限,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唐代黔中道范围内唐代的事实、史实(设上下限,上仅及于隋,下仅及于五代)?”“唐代黔中道范围内从古至唐的事实、史实(设下限,或只及于隋)?”如果是第一种说法,则涉及到一系列的名称、事实内涵(实)的变化,比如“道”——在隋、唐属于监察区名称,在唐前期是监察机构而非正式行政机构。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兴起,道成为事实上的地方行政机构,并伴随各地节度使,成为藩镇割据的开始。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秦汉时期,中域统治者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即设有“夷道”,但此“道”却只是县级行政机构……诸如此类。

三是叙述界限——我们在叙述上述内容时,应是以时间为序?还是以空间为序?还是时间、空间的综合?目前的叙述好像并不严格,需要再仔细推敲。

(三)补充一批材料

首先,应从概念界定上对“黔”、“黔中”、“黔中道”等概念进行清楚明确的界定,蔡盛炽老先生本来有专文进行讨论,可是在这本《黔中道志》中却没有见出,因而显得不是很清晰。

其次,应对“黔中”文化贡献进行一定的挖掘,并加以阐明,比如“涪陵易学”、“蜀才易”,《华阳国志》对巴人精神的阐明;现有民间文化、文人文学、涪陵模式;“黔中道”的历史地位……

再次,应丰富一些论证资料,如竺可桢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一文,对于论证“黔中道”的特产即甚有意义;随着气候的变化,动植物的“南迁”,足可说明唐代设“黔中道”本身即因为其重要性。宋人李纲论中国地理之东西南北之大势,对此应有意义。

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如地图、大事件等,此不再列举。

(四)关注一类细节

标点符号的规范:一方面是标点符号类型的使用较乱,一方面是因蔡盛炽老先生年岁高而语气不完整导致语句不完整(几个字一停顿现象较多),这在本书中具有普遍性。

年号表述的规范:一方面是古今年代表述的统一性、规范性;二是考虑到不同记年的换算,如《左传》诸公的纪年等。

引文注释的规范:脚注、文内注、尾注,应取何注?全书并未统一,宜以脚下注为好!

还有其他一些规范,如在宗教信仰的表述上是否符合常识、政策,引文的校对、参考文献的省简……

(五)调整一系结构

一是在总体结构上,可能整个书的章、节、目要再规范、再规划,比如首章应是“释名”,次是“释地”、“释人”、“释物”、“释政”……“释文”……要按一个规范划的表述,并按照规范的逻辑进程安排章、节、目。

二是在各章的具体内容结构上,应有一个基本规范的内容剪裁标准,比如在介绍第三章各民族时,应介绍各民族的哪些东西?应有统一的标准,对此可参见《中国民族》丛书的体例要求。

三是在具体内容的表述上,应有基本规范的表述次序,比如第一章第二节山脉的表述,“贵州高原”与“武陵山脉”、“金佛山”……在自然地理分类上并不是同一层次的划分,应按照规范的逻辑标准;后面的水系也是一样。更需要注意的是,应考虑知识的完整性,如“梵净山”显然应归入“武陵山”之体系内,而“水系”也应按照长江水系、珠江水系作一级划分,长江水系又再行次级划分……诸如此类,可避免混乱……

四是在资料归类标准上应统一,比如书中关于人口统计数据的出现,即在不同的场合出现,应有统一的尺度;“羁縻”制度是从秦、汉开始直到明、清尚在实行的制度,应注意时代的变化,其材料最先的可见《史记·司马相如传》、《汉书·萧望之传》等……

总之,《黔中道志》的成书,意义重大;《黔中道志》的出版,责任重大;《黔中道志》的完善,工作伟大;《黔中道志》的影响,作用巨大!!

                                           萧洪恩于武汉南湖荒斋

                                            2017625



[1]据百度资料:谈迁(1594年—1658年)先生的《国榷》于1958年由古籍出版社分六册出版。该书为记载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书,鉴于经史官员垄断了明历代实录,很多地方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谈迁寻访到各种资料,广征博引,力求征信。天启元年(1621年)始编著,初稿六年后完成,据称此书“六易其稿,汇至百卷”。顺治四年(1647年)全稿被窃,他又发愤重写,顺治十年,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邀请,携稿赴北京,访问前朝遗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阅读公家档案,重新校订《国榷》,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书,署名“江左遗民”。

[2]在抗日战争时期,金先生《论道》的初稿在躲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轰炸时毁了,也等于是被日本强盗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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