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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荒斋

一畔美丽的湖湾,一幢孤寂的荒寓,一个静心的老头......

 
 
 

日志

 
 

论襄樊名称源于古代巴人  

2017-03-18 22:55: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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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襄樊名称源于古代巴人

 

关于襄樊,笔者了解得并不多。但朦脓中总觉得有一种亲切感,这就是感觉她与我的民族——土家族有或多或少的渊源关系。这次读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邢天华、晋宏忠、卢流清著的《襄樊兵事春秋》一书,就更坚信了我的这种感觉的正确性。这就是:襄樊现今仍有土家族,襄樊古有土家先民,襄樊名称的来源与土家族先民有关。而这,也正是《襄樊兵事春秋》末触及到的(还包括有关这方面的战争,如公元580年平豫、荆、襄州蛮之战就未曾陈述,见《周书静帝纪》、《隋书.王谊传》),本文就此略加伸论,或可弥补襄樊史研究之不足。

一、“襄樊”名称的由来之疑

关于襄樊名称的由来,《襄樊兵事春秋》分为“襄”、“樊”二部分以辩之。对于“襄”,该书举三例:第一种看法是认为襄阳因为襄山而得名,其根据是《汉唐地理书抄》及《读史方舆纪要》(P10),第二种看法是认为襄阳因为汉水而得名,其根据是《襄阳记》、《水经注、沔水》、 《元和郡县图志》、《荆州记》等(P1012),第三种说法是认为襄阳之名是因为在襄水之北。第三种看法是主流看法,《襄樊兵事春秋》主此说,认为“襄阳”是因为位于襄水之阳而得名(P12)。不难看出,这里解释,最多只能说是“阳”的来源,而未说明“襄”的来源。即使是因“襄水”而得名,仍应有一个“襄水”之“襄”何以名之的问题。因此,“襄阳”之名,实际上并未解决。

至于“樊”,《襄樊兵事春秋》即比较客观的作了评述,存了一个疑问。该书在陈述了《水经注》中“樊,仲山甫所封也”的记载后,说:“根据周王把樊地作为封地封给仲山甫的记载推断,樊城作为城邑当比仲山甫封于此地的时间要早。......然而,樊地之名究竟何时出现,史无其他记载,难以确定,那就只好以仲山甫封于樊地的时间作为樊城建城的时间和得名的依据了”。(P13)

不难看出,“襄樊”释名,存在疑问。然而何以如此,笔者以为:

首先是引用的资料本身的局限性。我们知道,地名是人们共同约定的一种语言代号,既有音,也有义。随着历史的发展,地名可能不断演变,而且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字之间产生互译互写的问题,这就涉及到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方面资料。在某种程度上说,地名的“活化石”作用,正是由于它涉及以上方面。可是,《襄樊兵事文略》在这个问题上,恰好存在局限。例如,引用的资料诸如《汉唐地理书抄》、《读史方舆纪要》、《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等,多为地理学著作,而未及其他类书,特别是民族学类书。

其次是未考虑所用资料本身的使用方法的局限性。所引著作多数是上个世纪以前的,近代的治史方法还未曾应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方法未曾应用、因而它们不可能使襄樊的真实起源扫除尘雾,露出真相。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觉得,对于“襄樊”名称的起源,资料根据应突破传统地理学著作的界限,方法则必须引进近现代的治史方法。正是在这两个方面,笔者对“襄樊”名称的起源作出一点尝试性探索。

二、“襄樊”地区的古代居民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特定的地理命名,应思考的人们特殊的能动性,这就是人们将在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在自然界留下人们的印迹,其中包括对地理的命名。例如,巫山,因生活的是巫蜒人而得名,巴东因巴人而得名等。这就是说,地名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是一个历史范畴。特定的地名与特定的人群的情感,如希望与失望、快乐与痛苦、现实与历史等等是紧密关联的。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把“襄樊”的命名与特定的人群相联系。

“襄樊”名称的起源与哪个人群有关呢?我们认为是“巴人”,是土家族先民。这要先研究“襄樊”有无巴人在那里生活。从《襄樊兵事春秋》中可见,“襄樊”境内有蛮河,原称为“夷水”,晋避桓温父彝嫌名改曰蛮水,今名蛮河。这个夷水,与宜昌、宜城、宜都及至夷城(今恩施)、清江(古称夷水)是一个体例,都与一支古人有关。这支古人就是古代的巴人,即土家族先民。

巴人在南北朝时有“荆雍州蛮”、“豫州蛮”、“山蛮”等称呼。其活动地域正是现今的襄樊及邻近河南的广大地区,仅就《襄樊兵事春秋》中列举的南北朝时期的讨蛮战争,如朱修之、沈庆之讨“群蛮”(公元442),萧思诗镇襄阳讨“山蛮”(公元448),分兵八道讨“山蛮” (公元449),刘胡伐襄阳诸“山蛮”(公元462),晋荡公护讨“襄阳蛮”(公元554)。特别提出的是,蛮人中有一个“田大稔”,为“田姓”,至今仍是土家族的大姓,有一个“向天宝”,为“向姓”,也正是土家族的著姓。所以,胡三省在《通鉴》太建十二年“郧州巴蛮多叛”下注谓,“晋宋以来所谓山蛮也,南朝诸史所谓荆雍州蛮也。以其出于巴种,故谓之巴蛮”。可见,在南北朝时,襄樊一带有巴蛮活动。从多次征战来看,巴蛮的势力还不小。

历史朝后推移,在两晋时期,据《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载:“秦兵寇南乡,拔之,山蛮三万户降秦”。胡三省注:“襄阳以西,中庐、宜城之西山,皆蛮居之,所谓山蛮也”。前已述及,山蛮“故谓之巴蛮”。因此,两晋时期,襄樊有巴蛮,并在晋武帝时“置南蛮校尉于襄阳”,(《晋书.职官志》)以管理南蛮(主要是巴蛮)事务。在秦汉时,则主要是巴郡南郡蛮,而《后汉书西南蛮夷列传》述及南郡蛮时,讲的是源于巴人。这将在后面详论。再往后推,在春秋战国之时,楚、巴、邓、卢曾在襄樊境内发生战事,巴人伐楚之战等,说明春秋战国时代,巴人曾在襄樊一带活动。至于“殷周之际,巴人活动中心应在江汉之间,与楚、邓接壤,故武丁用兵江汉,首及巴方。周武王伐纣,巴人参加战斗。‘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既先殷,以其宗姬封于巴’。巴国实是江汉诸姬之一”。 (董其祥《巴史新考》)据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二载:“江汉之域,有貙人。其先,廪君之苗裔也。能化为虎。......或云貙虎化为人,好著紫葛衣(“衣”,原为“人”,应即“衣”之误,故改),其足无踵。虎有五指者,皆是貙”。张华《博物志》有类似记载。这说明,这支人直到晋代还在江汉存留有一部分。

关于巴人的起源,有两个传说,一是以《后汉书西南蛮夷列传》、《世本》等为代表的巴人起源说,说起子长阳武落钟离山,并有“廪君之先,故出巫蜒”的记载,这可以认为是“土著”说。一说是以《山海经》为代表的起于伏羲说,据《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其实,这两个传说并不矛盾。从现今民间的“龙生凤养虎喂奶”来看,龙生是蛇图腾,凤养是鹰图腾(咸鸟,即玄鸟,即鹰),虎喂奶是虎图腾,而这正是现今土家族的族源。目前来看,后照巴人是迁徙来的,长阳巴人是土著的。长阳巴人本身又是多个部族融合而成的,有虎图腾,有蛇图腾(蜒),有象图腾(灢)等,还有其他的图腾,最后以白虎为整个长阳巴人的图腾。

三、巴人的活动及在各地的遗名

因为我们研究的是“襄樊”地名的起源,故还是从“襄樊”谈起。“襄樊”居于秦巴山系和大别山之间。这秦巴山、大别山之名何来?我们从《水经注》卷35:“江水左则巴水注之,[]水出雩娄县之下灵山,即大别山也。......亦或曰巴山,南历蛮中,又南经巴水戍南,流注于江,谓之巴口。”可见,这一系列带“巴”的地名,正说明这一带是巴人的密集活动区。为此,潘光旦教授在他那著名的《湘西北“土家”与古代巴人》中说:“比兹”是土家人的自称,而“别”就是从“比兹”之音变而来。为此,他列举了湖北、湖南、重庆、河南等省的与土家人自称的相关地名达20余个。

关于巴人的这些活动,周集云在《巴族史探微》中证明:巴人兴起于丹阳,从现今的巫山、秭归、丹阳、丹山及江陵地界,而朔汉水而上。由于丹阳巴人来到这些地方居住开拓,生息繁衍,这一带以“巴”字命名的地方才陆续出现。如巴岭山、巴岭、巴溪戍、巴山、巴水、大巴山等。应是先有巴人居住,后才有巴人的名物出现。 

关于巴人的活动及命名,我们还可以从巴人的姓氏来研究。据《风俗通议》、《华阳图志巴志》、《后汉书西南蛮夷列传》记载,巴人的板楯蛮有七姓,即卢()、朴、昝、鄂、度()、夕、龚(),这七姓,有几姓曾在湖北境内留有地名。最突出的是“鄂”,现今将湖北简称为“鄂”,俱不脱离鄂城,其实是先有“鄂人”居住,然后有“鄂城”出现,古代的鄂国、鄂邑,俱因鄂人的居住而名之。西周至战国,今湖北地区屡屡有鄂氏的活动,板楯蛮鄂氏至少是其一支。大约至西汉中期,这支人迁至荆州。至于卢,据《尚书牧誓》记载,参加过武王伐纣的战争,晋、秦兴起时,卢人转避于今陕西,湖北相邻一带,在襄樊之南曾有的中庐县,即为其居住并因之命名。昝,据《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载(450),“《晋书》有昝坚,今襄阳多此姓。按《说文》无此宇也”。襄阳地区在明清还有昝性。与卢姓相近的罗,有古罗国,最先在宜城西边,又徙至今枝江北面。《左传·桓公十三年》 (699),罗卢联军曾打败楚军。根据《华阳国志》卷九,可证明这个罗国正是板楯蛮七姓中的罗氏所建。

襄樊的命名,正是由巴人姓氏而来。这已有前人申论。据《后汉书西南蛮夷列传》、《世本》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即相、郑、瞫、樊、巴,这个樊氏族,又称为范氏,又称为繁氏,应在周宣王以前生活在今樊城一带。因为他们的生活,故有樊乡、繁县等命名。 (《释文》:“樊,本作繁”,可见二字通用)因此,潘光旦教授指出:“有些带樊字的地名,如湖北鄂城的樊口、樊山、樊港、襄阳的樊城,或许与巴人的樊姓有关。”我们知道,这些地方都有巴人活动。并且,鄂城的“鄂”是板楯“七姓”中的鄂姓的遗名,更可证明潘教授之说的真实性。

至于襄,本是灢人的遗名,本应是襄的音译。襄,据《说文新附》说:“从水,襄声”,知应读为“襄”,后人读为“壤”,显然释读有误。《隋书南蛮传》写作“獽”,应是一个民族的异写。有灢人居住的地方,都留有相应的地名:湖南有“湘江”、“湘阴”(湘为灢之异译),重庆有灢涂(《水经注·江水》),灢溪,湖北的恩施有东乡(乡亦灢之异译),巴东有东灢溪、东灢口,西灢溪,西灢口等。这个灢人或獽人,就是巴人五姓中的相姓,也就是后世的向姓(《长阳县志》:“但土语讹相为向耳”) “襄阳”之“襄”,正因此支人而得名。对此,董其祥在《巴史新考》中说:“相氏就是灢人(向氏),灢相音同”互通。在湖北巴东县,龙船河又名西灢溪,与长江交会处又名香溪口。......甚至襄樊之襄,湘水之湘,苍悟之苍,牂牁之牂,以及南朝时期在黔中一带蛮族中的向氏(引者案:应加上襄樊一带的蛮族中的向天宝等)......都与灢族有关。有的是因居住而得名,有的是以族号为姓氏”。这种考证,是信而有据的。

总之,我们认为,襄、樊的地名,是根源于土家先民巴人的两个姓氏而得的。由于地名本身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因而其初名,应更能体现最初的人类活动。襄樊这一带,最初的人类活动,正是这支作为土家先民的“巴人”,其中又包括多个氏族,几乎每个氏族都留下了历史的足迹,都在各地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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