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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荒斋

一畔美丽的湖湾,一幢孤寂的荒寓,一个静心的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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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恩施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  

2017-03-18 22:54: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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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恩施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

无论哪里的经济发展都依托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文化背景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推动和阻碍的双重作用。要想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就必须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背景进行深刻地剖析,去粗取精,并按经济发展的要求创建新的文化因子,重新进行文化组合,优化文化结构,以改变旧的文化背景。本文试图在改变恩施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一、物质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心理障碍

恩施的物质文化具有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这就是它以“火田文化”与“耕犁文化”为主而杂之以现代机器文化,表现为一种方生方死、新旧杂陈的文化融合局面。

宋代以前,恩施人是在“山岗沙石”上,在“不通牛犁”的情况下,“伐木烧畲,以种五谷”[1]。这就是以刀耕火种为特色的“火田”文化[2]。“火田文化”的最大特色是耕作时间的不稳定性和对大自然的强破坏性。人们往往种东面而甩西面,种南方而丢北方。年复一年,既因山林被毁而不利于土地质量的培养,也因而形成了人们对自然的强依赖性。恩施的“火田”文化直延续到现在,因而不时有专家学者呼吁停止这种野蛮的排作方式。

宋神宗时,李周任施州通判,看到恩施人因不习牛耕之利而生活困难,便下令推广牛犁。以后,“无论高山低田,都使用牛犁”[3],而且“高原用黄牛,平坝用水牛”[4]。这种牛耕的出现,标志着以牛犁为代表的“耕犁文化”的出现。然而,耕犁文化虽然给予恩施的火田文化以强力冲击,致使一些无牛户用狗耕,但却始终没有全面代替火田文化所遗留下来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即使在几百年以后的今天,在“耕犁文化”有强渗透性的今天,“火田文化”也仍未绝迹。这种新的要突破旧的、死的要拖住活的的新旧杂陈状况,严重地影响着恩施的物质文化的发展,至今仍是人们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诚然,现代的机器文化也已开始渗入恩施这块古老的土地。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里仍然是处在以“火田文化”与“耕犁文化”为主体的农耕文化阶段。这种文化对人们的心态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并因此而影响恩施社会经济的发展。

首先,无论是“火田文化”还是“耕犁文化”,在生产力中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组合趋向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劳动者去适应劳动对象。这个特征表现在:人们只能利用劳动对象,谈不上改造劳动对象,因而也就更谈不上去创造人为的劳动对象;人们只知道顺天时地利以应人,而不知道制天时地利以用于人。因而,在人们的心理态度上就会相应地形成一种服从的准则,得出一种顺天时地利而力少功多的结论。因而很少去思考怎样的改造自然。在这个意义上说,“火田文化”与“耕犁文化”只能培养出大自然的驯服的奴隶。

其次,在生产力中,劳动者除了与劳动对象这一实体性要素有服从关系而外,在与上层要素诸如技术等渗透性因素的关系中,又总是在已知的、确定的、不变的技术状态下进行活动的。在“火田文化”期,人们只要有一把镰刀、一点火种、一点种子就可以进行生产;在“耕犁文化”期,人们也只要有耕牛、犁铧及相应的技术等就可以进行活动了。所有这一些东西,恐怕从一开始出现到现在,都没有多大改变。所以,就劳动技术等上层要素来看,在所有这两种文化背景下,都只具有遗传机制而没有变异机制,因而人们只有适应已有技术的需求而没有探索创新的必要。所以,这种文化培养的民众心态是安于现状。

第三,就生产力中的劳动者自身来看,由于有技术的不变性、原始性及对于自然的强适应性为依托,劳动者自身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大。因为在作为动力源这一方面,人力这一生命动力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虽然他们也时而借助于马拉车、牛耕地,但都未超出生命动力的范围。“气力用了气力在”,这就是他们对生命动力的看法。这种观点支配他们在生产活动中不计成本,不讲效益,不讲时间。因而培养了一种可怕的经营心态:一般场合下的粗放经营。

总之,对劳动对象的适应,对现有技术状况的适应,对生命动力的无所顾忌等所培养的民众就必然会对技术具有已知性、在自然面前有奴性、对生命动力的使用不讲时效。这样的民众,也就是一个封闭性极强的民众,因为他必须居住地长期固定,才会有上述适应性;也就是一个选择性极弱的民众,因为他长期居住一地,对外面就很难适应;也就是一个新文化的突破机制极差的民众,因为它可以安于现状。所以,“火田文化”也好、“耕犁文化”也好,都只能培养出一种安于现状的民众。而安于现状,不图进取,又正好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大忌。

二、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心理障碍

恩施古典社会的文化,特别是制度文化所造成的民众心态,至今已成为一种强大的历史惰力,严重地影响着恩施的未来发展。

现在恩施居住的所有民族,在制度文化方面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宗族制与家长制。但是,由于古清江孕育的巴人文化对恩施的影响较大,使恩施的制度文化除了上述历史共性而外,还具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这种共性与个性的双重作用,严重地影响着这里的经济发展。

首先,宗统维护君统,居住在恩施的巴人与龙的传人一样,都是在大禹治水期由氏族制度直接转化为奴隶制度的。这种奴隶制度,属“早熟的儿童”。它使单个的个人就象单个的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长期离不开氏族公社的脐带。因此,一个氏族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宗族。恩施的文明史开端,也就是以廪君的宗族统治为开端的。由于臣服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使宗族统治起着维护王朝统治的作用,即宗统维护君统。在这种君统与宗统的一体化统治下,单个个人的政治职能也就是绝对的服从。这种服从所培养的民众心态,也就是一种社会奴性,即安常处顺。

其次,家规补充国法。宗族的统治,是以家族的统治为依托的。若干家庭组成家族,若干家族组成宗族,若干宗族组成国家。有的甚至一个宗族就是一个国家,古代的巴国就是如此。因此,家族统治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基层统治。而家族的族规、国家的国法等,也就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因此,家规并不触犯国法,只会补充国法。这种层层加码的控制,使人们一开始就只能在各种紧箍咒的范围下活动,处处时时谨小慎微,从而培养一种没有开拓精神的民众心态:不思进取。

第三,族权巩固政权。与中华腹地的汉族统治不同的是:恩施在历史上虽然接受中央政权的控制,但实际上是通过恩施的当地政权来控制的。而当地的政权,实质上是当地的族权。这在恩施的文明史时期如此,在羁縻州郡时期如此,在土司制度下还是如此。这种族权即是政权的统治,实事上比单纯的政权统治更为细密,更为狭隘。因而更容易压抑人的个性;更容易使人丧失独立性,因而也就更容易培养人的奴性。由于这种顽强的个性控制,使人们不敢有任何个性追求,因而培养了一种苟且生活的民众心态:小富即安。

第四,神权强化王权。在汉族历史上,有过“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把神权纳入政治统治的轨道。在恩施土家族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廪君“化为白虎”的宗教改革,强迫另外四姓臣服于巴姓后人,并强迫他们改信白虎。这种宗教改革是古代巴人的一次用神权来巩固政权的尝试。事实证明,它取得了成功,并世代地影响着恩施土家族人民。它强调白虎统治地位的神圣性,因而在事实上把人们的最后一点自由即信仰自由也夺去了。这样的民众,显然已是一种偶象。而这种偶象心态也就是对世态变迁的麻木性,也就是安身立命。

总之,由于特定的制度文化的影响,民众中安常处顺、小富即安、不图进取、安身立命的特多。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发展经济的阻力就会更大,我们所作的努力也就会更大。事实上,他们在旧制度下不在万不得已时不反抗,在新制度下小富即安的事实,早就应引起我们的深思。因此,我们要发展经济,就必须与改变这种民众心态同时进行。

三、观念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心理障碍

在恩施文化中,作为观念文化的部分,已有各方面专家、学者及时贤的多角度论述。在这些论述中,都指认恩施人的“崇巫尚鬼,敬奉神灵”、“禁日忌事”、“鄙视商业”、“排外性”,“粗放经营”等等。事实上,所谓的此类观念文化,仅仅是观念文化中的极少部分,而且仅仅是高悬在空中的文化表层部分。它们所起的作用,当然就远不如前面所提到的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所起的作用那样巨大。因为它们本身是深深地根置于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中的。所以,只在文化表层上喊更新观念,必然对观念更新作用不大。所以,我们所提的观念文化,也就是指上述的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的心理障碍。

当然,除了在前面提到的一些观念文化外,还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的间接结果上:

首先,善就是方量的观念。恩施人尚善,在他们所信仰的神及英雄人物中,都是有善行于人的。有善行就有力量。这种观念,虽然培养了恩施人的朴实无华的心理特征,但也形成了他们对知识的排斥性特征。因为善就是力量,因而善的追求也就是力量的追求。事实上,如果有了一个知识就是力量的观念的话,那人们就会拼命地去追求知识了。可是,从恩施人对人与神的等级划分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以善为标准进行划分的。他们把宇间作三界划分,构成上、中、下的神、人三界。上界是行有大善的人与神居住的,中界是一般的人与神居住的,下界则是大恶之人与神居住的。这种尚善观念,毫无疑问地对知识具有排斥性。

其次,农业是正业的观念。无论是“火田文化”还是“耕犁文化”,都属于农耕文化。这种文化是以农立国的,它教导人们:世代务农,终生务农等是天经地义的事。因而在恩施的历史上,“客民赶场作市,……土民只有十之二、三,余俱外省人”[5]。即使现在,人们也还认为经商挣钱是找黑心钱,是赚亏心钱。这种农业是正业的视念,使人们本能地具备一种惧商、抑商思想,即对商业的排斥性。诚然,这不是他们不懂得商品经济的重要性,而是他们根本不必要懂得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因为他们的封闭性强、选择性差、新文化的突破机制差。

第三,平均就是平等的观念。孔夫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名言也同样适用于恩施这块古老的土地。因为这里贫穷,为了不致发生矛盾,也只好平均分配。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被认为是平等的象征。“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的警句,就是他们对肥与富的经典看法。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有个人的追求,并因此而去触犯那个“义”字,谁都把自己的个人生活欲望压制在最低点上,以免背上那个“夜草”、“横财”的不义之名。

第四,仍旧惯是正途的观念。在恩施的农村,无论是居处环境,还是生活节奏与人际交往,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简单的重复,即仍旧惯。作为长辈,他们会认为这是生活安定的象征;对于晚辈,他们会认为这是循规蹈矩的典范。因此,仍旧惯,既是他们自己的追求,也是他们对别人的要求。如果有谁企图有所突破、有所超越,就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这种极为苛严的要求,使这种社会具有极大的超稳定性、同质性。因而对于变化趋新有极为强烈的排斥性。

经济的发展问题,首先是一个文化更新的问题。没有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也就不会有一场深刻而有成效的经济变革。我们恩施的经济发展,当然也首先要有恩施的文化发展作背景。但是,如何改变现有的文化背景以适应新的经济振兴的需要呢?这却是本文所可望而不可及的。

注:原文刊于《湖北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又刊于《鄂西民族经济》1988创刊号,还刊于《鄂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论文集》第二集,19104月被湖北省党校系统评为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三等奖。



[1] 《太平寰宇记,施州》。

[2] 《巴东县志》。

[3] 《恩施县志》。

[4] 《咸丰县志》。

[5] 《利川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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