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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荒斋

一畔美丽的湖湾,一幢孤寂的荒寓,一个静心的老头......

 
 
 

日志

 
 

恩施文化和经济形态的过去与未来  

2017-03-17 16:27: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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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文化和经济形态的过去与未来

一、“耕犁文化”与自然经济形态

直到恩施获得解放为止的恩施古典文化,无论是“改土归流”的历史冲击,还是国民党湖北省府西迁的政治扫荡,都未从根本上使之摆脱耕犁文化的发展形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它根源于整个恩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及其与耕犁文化的相互引发、相互凝滞,从而形成特有的社会封闭,阻碍恩施社会的发展。

在农与商的关系上,自洽自足的小农经济本身对商品经济有排斥性。政治上的重农抑商,心理上褒农贬商,在民众行动中则表现为厌商、弃商。正是这种农业经济与厌商文化心态的相互作用,使整个恩施经济难以冲突出自然经济的圈子。虽然存在着一定形式的“游商”,虽然在某些地方也有了商品交换的场所,但经商者本身则因“奸商”身份而自矮,非经商者则以“种田致富是正道”自诩、自誉,致使自然经济形态长期不能过渡到商品经济形态,并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凝固。

在贫与富的关系上,由于古典社会以贫与富的两极分化为特征,处于社会低层的大多数穷人屡遭富人的虐待,形成了“恶富”的文化心态,即“为富不仁”观念。这种观念的语言形式是:“人无横则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把富人与发不义之财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在行动上的表现形式是:富人的作恶多端,穷人对富人的忌恨。的确,在剥削制度下,要想剥削者为富以仁是不可能的。但问题是由此而产生的把富与剥削、把富人与恶人等同起来的文化心态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后果——不敢追求致富。诚然,在剥削制度下,这种后果并不明显。

在善与力的关系上,由于贫富两极分化,人们寻求的只能是道义上的寄托即行善,产生了善就是力量的观念。严格说来,这种观念也根源于自然经济本身,即“107”型生产工具(一条扁担、一把挖锄、一担箩筐)是用不了什么科学知识的,为了利用这种工具,当然有一种别的帮助才有好的收成——风调雨顺。问题是如何获得风调雨顺,人们不是从自然规律本身去寻找,而是从道义上的行善为仁方面去找,于是“智力”难以进人人们的视野之内,形成了一般民众对知识的排斥性。

在开放与封闭的关系上,虽然有“改土归流”的社会制度开放,虽然有容美土司的引进汉文化和唐崖土司夫人的外出学习,甚至象国民党省府西迁之类的开放事件,但并未真正改变恩施社会的封闭状态。从经济根源上讲,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性本身就是封闭的;从环境上讲,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等也是封闭的。与此相联系,人们的观念就不能不是封闭的,安土重迁,守土为业,并以“在家千般好,出门事事难”式的“至理名言”警示新一代,对斗胆外出谋事者则斥之为不守本份。

二、“政治文化”与产品经济形态

1949年恩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获得了翻身解放,开创了恩施历史上的新纪元。从1949年到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近30年时间,恩施的各项事业都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由于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使我们在经济上人为地跳过商品经济实行产品经济,在文化等社会现象上无不涂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因而形成了特定的政治文化。问题是这种政治文化与产品经济的交织不是彻底根除了古典文化的历史惰性,而是在更加自觉的程度上加深了这种历史惰性。从文化的主题上看,阶级斗争始终是文化活动的中心;从文化的内容上看,文化始终服务于几年一度的政治运动;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看,人们总习惯于把经济行为涂上政治色彩。在很大程度上说,“政治文化”既限制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也阻碍着现今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在贫与富的关系上,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本身是从穷人对富人即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而言的,“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了革命的对象。从红军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土改时期的剥夺地富反坏等,都是一次又一次地强化着“为富不仁”、“富即反动”的观念。特别是后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穷过渡,更是把对富的对立情绪推向了极致。本来,在恩施古典文化的遗产中就有一种怕富、惧富的历史惰力,再加上解放后近30年的政治熏染,使一种自发的怕富惧富心理上升为为一种对致富的自觉抵制,真正成了雪上加霜。直到现在,普遍改变这种心理的文化改造任务仍然相当繁重。

在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上,由于整个国家的大气候,使我们在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理论方面做出了痛苦的牺牲:人为地中断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把商品经济当成资本主义的专利加以坚决取消,以至在自然经济形态下萌生的那点本来就微弱不堪的小商品经济及相关的意识也因会“经常地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惨遭“割尾巴”的厄运。如果说在自然经济形态下人们对商品经济还仅仅是一种地域上的及道义上的自发排斥的话,那末此时对商品经济的排斥则达到了一种高度的政治自觉。正是经过自然经济及被扭曲了的产品经济的双重洗涤,使商品经济在如今还很难让所有人理解。

在开放与封闭的关系上,古典文化的封闭曾因解放初的开放有所松动,但好景不长。随便之而来的国门封闭使我们也封闭了山门,在曲解了的自力更生口号下,一种小而全、大而全的万事不求人的经济封闭格局在各地形成;与此相应的则是在“独立自主”外衣掩盖下的封闭意识的强化,形成了整个恩施的自我封闭格局。虽然曾有人提出闭塞是吸引力、是财富,但我们在醉心于这种吸引力和财富的同时却沉重的感到“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

在对待知识的问题上,古典文化依靠善、依靠神,在一定程度上自发地剥夺了知识的存在权。但这种剥夺在解放后被引为同路,一种本末倒置的批“白专”道路几乎使知识的地位降到零点。对学生,“不懂ABC,照样于革命”的白卷生是榜样;对一般民众,只要政治上的所谓紧跟伟大战略部署,知识的有无并不重要。事实上,正是这种政治狂热唱出了科技知识的挽歌。

我们丝毫不想否认那30年整个国家、因而也包括我们恩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只是本着研究历史要有现实感,研究现实要有历史感的职业禀赋来探讨那难以忘却的十年中留下的文化积弊,以便为如何兴利除弊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准备。当然,上列诸因素并不全面。

三、“现代文明”与商品经济形态

我们所说的现代文明无疑应是对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从文化的角度说,我们探讨的则是针对对现代商品经济发展起障碍作用的旧文化观念的革除及相的“商品文化”观念的创造。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已使我们对反“左”与防右、经济建设发展速度的快与慢、姓“社”与姓“资”、对资本主义东西的正确评价等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问题获得清醒、正确的认识,现实的文化创造应着手实行已经迟到的以下转变——鉴于农民群众在旧社会的一切苦难(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都是由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帮助摆脱的这一重大而深远的历史事实,他们对党和国家有一种感恩戴德的深厚情感并转化为一种单纯的政治热情,一种对党和国家政策绝对照办的服从感情。新文化应着眼于在这种单纯照搬的依附心理之外培养他们创造性地运用党和国家政策的心理、情感和能力,帮助他们学会联系实际,因地制宜地发展自己。

鉴于长期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促经济发展,“抓革命,促生产”等经济对政治的依附心理使人们容易把每一种经济行为涂上政治色彩,新文化应着眼于改变这种偏向,不要老困惑于姓“社”与姓“资”的问题,要善于把政治文化活动都变成经济行为,以政治、文化搭好合,唱好经济发展大戏。

鉴于长期形成的集体经济就是集体将所有权与经营权直接合一的深刻影响形成的人们对扭曲的集体经济的依附心理,新文化应着眼于改变这种心理,培养人们在不走错路、不揣错包的前提下敢于和善于发展自己的独立意识。

鉴于长期形成的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计划经济意识对现代商品经济大潮的惧感,新文化要十分注重复苏并发展群众中长期被压抑的商品经济意识,着眼于把单纯的计划经济引向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把计划生产、销售引向现代商品经济的大市场,让人们分享商品经济这一没有国界、没有社会制度之分的人类共同财富。

鉴于长期以来贫富变态心理的影响形成的把富足送给资本主义,贫困才姓“社”的思维定势,新文化的创造应致力于改变这种定势,培养一批致富和善于致富的典型,培养一批致富带头人。

鉴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以林为主”的单一产品发展模式的影响,现代恩施文化应着眼于服从州委州政府提出的“振奋民族精神,稳定解决温饱,努力实现脱贫脱补”的总体目标,服从于整个国家致富奔小康的大局,教育党员、于部和群众大胆调整产业结构,从单一发展模式走向与本地实际相适应的既有支柱产业又有全面发展的经济、技术及社会发展模式,以增强对市场风浪的应变能力。特别是着眼于培养我们的各级干部为产业结构调整想办法打主意的能力,以便更好地在现代商品经济商品大潮中为群众解决难点、热点、困扰点。

鉴于农民群众早已具有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朴的勤劳遗风,新文化应着眼于清脑子、明路子、强班子、治乱子、增票子,着眼于培养群众的政策敏感性、经济灵活性、运转协调性、工作主动性,着眼于在勤劳致富的观念中注入党的富民政策的生机、注入信息与科技的活力、注人管理运筹的效益。使恩施人民在致富的道路上由一条腿走路转变为多条腿走路。

综上所述,着眼于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乎同志“南巡”重要讲话精神,把恩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搞得更快更好;着眼于将“开明促开放,开放促开发”的思路培养成全州人民的共识,从革故鼎新的角度去探讨恩施文化史流变,发现其各阶段上的文化积弊对经济发展的障碍并加以改变,塑造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民族新文化,无疑是“振奋民族精神”之要旨所在。

注:原文发表于《恩施通讯》1992年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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