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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荒斋

一畔美丽的湖湾,一幢孤寂的荒寓,一个静心的老头......

 
 
 

日志

 
 

文艺生产的规律与恩施文学的春天  

2017-03-17 16:18: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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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生产的规律与恩施文学的春天

古希腊神话中创造的文艺女神缪斯,一直被西方各界认为是文艺灵感的感源,历代文艺家似乎都有缪斯神力的依附,故在文艺生产领域有所贡献。然而,马克思主义把文艺从天国拉回了地面,从神力变成了人力,终于揭示了文艺生产是“生产的一种特殊形态,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1],也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使我们可以从文艺生产的普遍规律中去发现恩施文学的春天,并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去迎接和美化恩施文学的春天。

一、作为生产的一种特殊形态:恩施环境将提供其所需各项条件

文艺生产作为一种精神生产部门,和一般的物质生产部门明显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生产部门,有着自己独特的生产规律,这些规律表现在:

首先,“在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中,所有的形象都是新颖的,创造的,没有任何形象重复其它形象,而是每个形象都有其各自的生命,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尽管如何多种多样,他在任何一部作品或任何一笔线条上都不会重复自己。”[2]这揭示了文艺生产的—个铁则:文艺的生产是属于非批量、非集中生产的,它不可能标准化、系列化。假如有谁制定一套标准形象,要文艺家们对这些形象进行批量生产,生产出所谓标准化和系列化产品,那无异于扼杀文艺;假如有谁企图使文艺集中化,甚至陷于只看“八部样板戏”的荒谬,那也同样无异于扼杀文艺。诚然,非标准化并不是不要标准,以至允许那些低级的、政治上反动的东西充斥我们的文艺市场。我们所说的非标准化、非集中化、非系列化等只是说明:对于同一生活,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写法与看法,而对于多样化的生活就更是这样。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我们说恩施具有适应这一铁则的广阔的生活基础:我们有“及登施鹤道,万古开心胸”的自然景观(清人史铭桂诗);有“荒坟犹耸峙、将军依旧镇三巴”的丰富的民族精神(重庆巴蛮子墓联)及丰富的民族生活;有“虎不伤人堪作友,猿能解语代呼童”(清顾采诗)的动物景象;有“三峡楼台映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的形象思维基础(杜甫诗)。凡此等等,都可以作为文艺非标准化生产的客观基础,在这样的生活基础上,恩施文学也一定能大有作为。

其次,文艺生产区别于物质生产的分工与协作,它的分工具有独立性、创造性,甚至使文艺生产各部门之间产生明显的不平衡性。而所有这些特征,又正好说明恩施文学春天到来的现实可能性。

再次,文艺生产与其它的物质生产的一个很大不同点是,其它的物质生产通过交换进入市场,交换的扩大即市场的扩大。文艺生产则不同,文艺产品“一旦进入书评界,你就成为市场的一部分”[3],就会进人流通领域而成为社会财富。当然,文艺评论可能是“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酿籍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4];但不否认,文艺评论会加速作品的传播,形成“读者群”或“观众群”。在这方面,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有我们的评论家,有我们的读者群和观众群,若今后注重这方面的工作,无疑会成为“恩施文学”春天到来的加速器,影响着恩施文学的发展。

二、从文艺生产的相对独立性来认识恩施文学的春天

物的生产和文艺的生产不仅是相区别的生产,而且是相联系的生产。这种联系说明物的生产决定着文艺的生产;文艺的生产相对独立于物的生产。前者表明,恩施各族人民进行的探索创造恩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活动将呼唤出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的恩施文学;后者表明,恩施文学界必须正确地认识文艺生产的这种相对独立性,有目的有计划地迎接和美化恩施文学的春天。承认前者,意味着承认了文艺发生说上的唯物主义;承认后者,意味着承认了文艺发展上的辩证法。

首先,文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往往具有不同步性,文艺的生产或落后于物的生产,或超前于物的生产。从横的方面讲,文艺生产的繁荣可能出现在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落后于英、法的德国,在十八世纪的文艺领域(主要的意识形态领域都一样)却导演了第一提琴手,出现了歌德、席勒式的世界级文坛巨人;落后西方的俄国,在19世纪却出现了灿烂的群星如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契可夫等。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恩施文艺界很重要:一方面看到,恩施文学可能落后于物的生产,所以要加紧耕耘这块园地。否则,我们就可能成为文学史上的罪人。另一方面看到,恩施文艺也有可能超前于物的生产,我们应树立信心,不是等待而是创造恩施文学的春天。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只感怀于恩施的贫穷落后,得出百事不如人的结论。从纵的方面说,文艺生产的繁荣不一定.出现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物的生产的繁荣时代,而完全可能出现在物的生产较落后的时期。熟识文学史的同志都知道,唐贞观之治年代,并无一个杰出诗人,倒是安史之乱后出现子杜甫、白居易两个唐诗的高峰人物;元杂剧也是产生在十分凋敝的物的生产基础上的。

其次,文艺的生产受其它的社会意识的影响较深。文艺与物的生产相联系,须经历许多的中介,诸如政治、宗教、哲学、统治阶级的思想等。我们在呼唤恩施文学时,一方面自然应考虑它根植于恩施这块辽阔、深厚而粗犷的土地,揭示的是恩施人民强悍、勇敢、顽强的性格,反映的是恩施的风景、民俗、生活等,即考虑到恩施文学的“地域文化”特性,这是恩施文学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考虑到文艺生产受其它精神生产的影响,特别应强调我们的时代精神——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思想是我们文艺生产的灵魂和永恒的主题。因此,文艺生产,当然包括恩施文学园地,应当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及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阵地,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当然,文艺作品不是宣讲材料,应有自己的个性,并通过自己的个性来宣传。

再次,文艺生产的历史继承性,是我们确立恩施文艺勃兴的基点之一。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正确对待自己的遗产。恩施素有“诗的故乡,歌的海洋”之称,当然也就具有良好的文艺创作的土壤。恩施的民族文学作为历史积淀物,是恩施各族人民的“生活、智慧和意志的真实而完整的反映”[5]。不仅在民族文学中反映出他们的政治面貌,发现一些“不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份”[6],并培养着恩施人民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的对祖国的爱”[7]。而且也发现恩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创作了一切伟大的诗歌,大地上一切悲剧和悲剧中最伟大的悲剧——世界文化的历史”[8]。因此,恩施文学在对待自己获得的这些遗产时,若经过吸收、消化、运用、发展的制作功夫,恩施文学的春天将到得更快一些。诚然,上述八个字的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已表明:复古主义是错误的(法国伏尔泰写《亨利亚特》,企图取代《伊利亚特》,结果成了历史的笑柄);历史虚无主义也是错误的,前几年中国文艺界似有这方面的教训。历史继承性所说明的问题另一个方面是正确对待外来文化问题。全盘外化、邯郸学步自然是错的;盲目排外,自高自大也是错的。我们应批判地吸取外来文化精华。

最后,我们应看到,文艺生产对物的生产有巨大的反作用。依据,这种反作用,应确立我们恩施文学的历史的责任。由于文学“是人民的知己朋友,人民向它倾吐悲欢苦乐的情怀”[9]。因此,文艺担负着直接启动民情的责任。为了探索和创造具有恩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开民智、动民情、兴民力几项工作缺一不可,而恩施文学应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动民情的历史责任。如果有此共识,那我们的恩施文学也就不仅仅是文学界的事,而是恩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了。也正由于此,我们看到了我们大家在恩施文学勃兴中的历史责任——奋力于思施文学的振兴。

要之,从文艺生产的相对立性,我们看到了恩施文学的方向与责任,因而也看到了我们大家的责任。

三、恩施文学的后劲:“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

恩施文学的春天一定要到来,这已如前所述。但是,要始终保持恩施文学的春天,则需要我们作出加倍的努力。这里面最根本的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原则:“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10]。也就是说,艺术首先应有能欣赏的观众群和读者群,否则就会“和者寡”,所以,艺术的创造者首先必须为主体生产对象,使你的对象成为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同时,在一个具有较高文学修养的民众群体中,我们的作家们也会发现那些“每个时代都不改变它们的本质,都可以把它们当成自己的东西”[11]的文学营养,抽取、升华成自己的拳头产品。因此,能欣赏艺术和美的群众同时也创造出作家自身。这种文学主体和艺术对象互相创造的观点,正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在文艺创作理论上的运用。

当前,为真正贯彻好群众史观,有两个问题必须处理好。一个是俗文学和雅文学的关系问题,这本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我们应把它们处理好,使二者互补起来。另一个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涉及恩施文学发展的方向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一般说来,二者是互相促进而相得益彰的。

综上所述,恩施文学发展的春天将要来到,这是有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作为依据的,我们必须依于这种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正确地认识恩施文学的春天,特别是把恩施文学的勃兴看成恩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把培养和“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作为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当作振兴恩施文学的长期的基本建设,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则应看作是今后恩施文艺事业的投资方向。

原文刊于《清江》1991年第2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4页。

[2]别列金娜选辑,梁真译:《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3]引自《商品化与评书》,《读书》19855期。

[4]《文心雕龙·知音篇》。

[5]别林斯基语,转引自谢盖尔叶夫斯基《普希金的童话诗》,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4页。

[6]《关天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见《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7] 恩格斯《德国民间故事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6页。

[8] []高尔基:《个性的毁灭》,《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页。

[9] 拉法格:《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见《拉法格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页。

[10]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42743页。

[11]恩格斯《德国民间故事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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